汉代南方疫灾疫战与空间叙事(6)

南方水域十分广淼。《水经注·沔水注》说：“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概括地说明了南方地区的这一特征。汉代文献多称之为“卑湿”、“下湿”。如《史记》卷59《五宗世家》、卷84《贾谊传》、卷101《袁盎传》、卷113《南粤列传》、卷118《淮南衡山列传》、卷129《货殖列传》称为“卑湿”，《后汉书》卷14《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卷24《马援列传》称为“下湿”。现代医学表明，河湖沼泽地区水生植物繁茂，容易成为某些流行性传染病疫源。其中，南方地区广泛流行的血吸虫病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载：“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这一记载较好地说明了血吸病的流行机制：第一步，虫卵从最终宿主——人或动物体内随粪便排出，污染水源。第二步，血吸虫卵在水中孵出毛蚴，毛蚴感染中间宿主——钉螺，在螺体内发育繁殖，最后形成尾蚴。汉代南方农民因为“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在被污染的水源农作或捕捞，自钉螺体内逸出的血吸虫尾蚴便乘机从皮肤或粘膜钻入人体内。最后一步，血吸虫在人体内发育为成虫，导致血吸虫病。在男耕女织的汉代社会，农作或捕捞多由成年男子承担，成年男子感染此病的机会自然就比较高，因此便出现了“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现象。关于这条史料中“呰窳”一词，裴骃《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应劭曰‘呰，弱也’。晋灼曰‘窳，病也’”。张守节《史记正义》案：“食螺蛤等物，故多蠃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蛖之肉，多疹毒之患’也”。这一解释表明南方饮食及生活习惯与身体“蠃弱”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江南卑湿”及“卑湿”生产生活环境中出现的疾病当还有很多，限于史料，已难确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汉代文献对南方这一空间地域的“疫化叙事”，即“暑湿”、“山林毒气”、“蝮蛇”、“猛兽”、“炎气”、“卑湿”、“下湿”等空间叙事，虽有较多的想像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因素和环境因子的耦合确实是造成南方地区疫灾频发的基本原因。不过，汉代文献对南方地区的“疫化叙事”亦有不合事实的部分，即中原王朝正统儒家观念下的“想像”部分。

先秦两汉时期，广大的南方地区，因为天气炎热，又有众多水清如镜的江河湖泊，男女老少在河水中沐浴，相沿而成习俗。此俗自然迥异于江河湖泊较少的北方，但传统的儒家认为这种“男女同川而浴”、“父子同川而浴”的习俗是“无礼”的表现。《尚书大传》卷2引《孔子集语》曰：“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胜，由无礼也。中国之教，内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栉。其刑重而胜，由有礼也”[32]。《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云：“《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贾捐之则认为是“与禽兽无异”，《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载：“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南方地区因疫病多发，时人又把这种“男女同川而浴”、“父子同川而浴”习俗与一种能导致疫病的怪异之物“蜮”联系起来。《汉书》卷27《五行志》载：“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泽，淫风所生，为虫臭恶”。“刘向以为蜮生南越。越地多妇人，男女同川，淫女为主，乱气所在，故圣人名之曰蜮。蜮犹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刘歆以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来也”。“蜮”又名射工、短弧、射影，是传说中的一种毒虫。干宝《搜神记》“蜮含沙射人”条载：“汉光武中平中，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诗》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测’也。今俗谓之‘溪毒’。先儒以为男女同川而浴，淫女为主，乱气所生也”[33]。“中平”是东汉灵帝的年号，记载有误。张华《博物志》载：“江南山溪中有射工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以气射人影，随所著处发疮，不治则杀人”[34]。以上把“男女同川而浴”、“父子同川而浴”习俗与一种能致疫病的怪异之物“蜮”联系起来的历史记载，基本上是错误的，更多的是“谣言”或捕风捉影的“南方想像”[35]。东汉王充《论衡》卷15《变动篇》就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说法。他反驳说：“南方至热，煎炒烂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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