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里的南方(5)

唐代、宋代延续了中原文化南迁的历史。据说江西、湖南、湖北一带成了中原人迁移频繁的地带，由此激活了一个汉语词汇：“走江湖。”江西等历史上的南方甚至在宋代出现了文化的高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等人对杭州的描述更让北方人起了侵略之心，传说金主完颜亮看到了《望海潮》这首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这个转移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公元七世纪，在中国唐朝、西亚阿拉伯半岛，东西方再次实现思想突破的时候，中国禅宗基本上是在南方生根发芽的。中国禅跟南方几乎天然地相联系，南方经济的富足、小农自耕农的丰衣足食，跟禅宗要求个体的自觉、明心见性、独立、本自具足等思想天然合拍。

但即使如此，唐宋年间，南方仍不足以抗衡中原和北方。即使宋代的南方有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即使明代的南方有发达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旦蒙古人、满洲人的铁骑踏过，南方就只有束手就擒。冯友兰为此写道：“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

即使到了近代，南方有过“东南互保”，有过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建都，有过北伐，但都没能解决大陆中国的专横，没能解决大陆对南方的压榨、收割。甚至现代革命，仍在重复司马迁的结论。很多学者注意到，南方（南京）的国民革命虽然率先发动，但西北（延安、北京）的共产革命收获了中国革命的果实。

南方的现代命运

因此，从《易经》、汉字、道家、中国文化历史的角度看南方，可以说南方对中国人是非常重要的。庄子的《逍遥游》明确说：“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汉语的“图南”或“南图”成了比喻，说明人的抱负远大或前程无量。民间的说法是，孔雀东南飞。

南方堪称东方的时间归属，是东方之珠。轴心时代之后的南方更是大陆中国的心脏，是发动机和能量供应源。因此，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从上到下都讲究南面为王，王者坐北朝南不用说，就是民众饮食起居也以向南为吉。在几乎标准化的中国建筑里，中国人的大门都是朝南打开。

如果南方都失去了自性，失去了大陆中国家园般的功能，那么中国人就真的如孔子所说：“道不行，乘槎泛于海。”由此汉语发明了一个词语：“闯南洋”。中国人要漂洋过海，下南洋。明清以来，中国人更是以做猪仔的代价到海外去谋生。而历史上，即使最为封闭的时代，中国人也会在南方留下一个窗口，无论是王朝时代的“十三行”还是当代史上的“广交会”，都是“南风窗”，保留了跟外部世界沟通的气孔，有此气孔，随时就能做活。

但最令人惊异的是，南方如此重要，南方的品质几乎没能影响到大陆中国，尽管中国历史文化的重心在南移。尽管没有南方的气孔，大陆中国就会返祖或退化，人人都成为“大陆表叔”般的行货、活物，但南方的自由、独立、知书达礼、对苦难的追问、对生存的明心见性，等等，都不曾成为大陆中国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更不为中国“头脑”思考、不是中国头脑和心灵所认同的内容。相反，大陆中国、头脑中国只接受了南方的生活享受，如历史上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杨广和乾隆下江南，如现代中国从广东、浙江等南中国受益，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有中国文化招魂者之称的钱穆先生甚至感慨说：“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今天中国，全为西方商业吸引，大家都跑向海边。但一到海边，便没有地方可走，粤人便向南洋海外跑。”

可以说，钱穆先生没能注意到南方之于中国文明乃至现代人类突破的意义。钱穆甚至强调北方等高纬度地区对南方的平衡，钱穆还发现说：“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中国文化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

文章来源：《南方农业》 网址: http://www.nfnyzz.cn/qikandaodu/2021/0220/7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