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里的南方(4)

三代之所以没有扩张到长江流域等真正的南方，我们猜想，因为三代的气候在随后两三千年的中国史上都是算高的，当时的黄河流域足以生存，而且三代主要是旱作农业，跟南方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有差异，三代要向南扩，还暂时没有能力，消化不了南方。

周取代商后，最初的战略是要压服消化、压服“殷顽”，并剪除其同盟方国的羽翼。所以当时一些重要诸侯国都在这一带，如卫国（旧商都），又如齐国和鲁国在“大东”——这是殷商的同盟地区。

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周的统治在中原逐渐稳固，开始在更大范围中拓展，昭王、穆王时期不断向淮夷、于越、荆楚用兵，为巩固对南方疆域的控制，同时也为了夺取战略物资“铜”和保护南征通道，又把一些姬姓兄弟叔侄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淮水上游和汉水中游地带，建立起随（曾）、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它们互为犄角之势，负责监视并阻断荆楚和淮夷、于越结盟，为安定南方起了重要作用。

在西周的冷期过后，春秋时代迎来了新的暖期。气候的温暖带来了人文的丰富和相对的自由，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大陆中国各方表达自我的结果，东方之学的儒家、南方之学的道家和辞赋家、西方之学的墨家、北方之学的法家都一时称盛。轴心时代的突破得益于大陆各方竞争和彼此增益。

跟北方、西方，甚至东方相比，上古南方几乎没有扩张的史实。只是到了春秋时代，周人分封的熊子到南方创业，熊楚才有了征服扩张的抱负，但楚国问鼎中原也只是问了一下。后来的吴、越一时称强中国，也没有北上统一中原的野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方之于中国，只是一个富饶的、自足的，没有政治愿望、没有权力宣示的地带。

战国以西方强秦对东方六国的统一告终，但在秦国以流氓手段削弱乃至吞并楚国的时候，楚国人说了一句狠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悲壮的预言确实实现了，陈胜、吴广率先发动，楚人项羽、刘邦随后成为灭秦的主力。南方人挑战了不可一世的强权，并建立了汉王朝，这个朝代、帝国、人民的新的名称是对江、河两大流域的兼容和超越，是南北方在汉水流域即秦岭淮河一带的会师、成全。汉因此成了华夏民族、人民的名字，汉人、汉子因为包容南北而有着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以至于民族主义的最强音在大汉王朝发出来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汉代的司马迁把时空四象引入人文历史，他提出了有名的司马迁线。“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於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但在汉朝内部，南方人入主中央政权后，即有了中原思维，王朝对南方仍是防备、顾虑、利用的。也是在汉朝，王朝代表的北方、东方等农业混合体，跟南方地方势力代表的工商业混合体发生了冲突，七国之乱是站在北方和大一统立场上的称谓，不能说明南方寻求自主、独立的冲动。当然，由于南方和汉人对个体、局部的权利做出足够的思考，南方和个人都只能做出权力的牺牲。

到了东汉时代，大陆中国的气候再一次发生变化，短暂的温暖期过去，北方民族再度向南挤压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大陆为此生发的乱局迫使南方和底层人民寻求出路，这一寻找仿照外来的佛教而诞生了中国道教，道教虽然次生，却有道家思想为深厚的基础，而直抵华夏文化的根本，道教不仅为道教徒的自我独立提供了原则，也确定了个人修炼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于心肾相交，坎水填离火，以求水火相济。而水火、坎离，在时空方位上正是指南方和北方。

在三国、南北朝时代，生存空间再一步逼仄，“五胡乱华”带来了华夏文化的衣冠南渡。至此，三代时期以东西方关系为主的华夏文化，定型为南北关系的未济或相济。南北朝是中原民族大规模南迁的开始，华夏文化的重心也随之南移，南方因此在富饶意象之外有了品格，有了文化。有了后来的魏征对南北。

南北朝之后，隋朝统一中国，为取南方资源以济中原和北方，隋朝做出了一个历史举动，开凿大运河。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使得中央政权的统治有了纵深。梁启超认为，运河的畅通奠定了南北统一的基本，导致了江河下游的昌盛，北京、南京两大都会扼全国之枢要，而吸其精髓。唐代的安史之乱，应用范阳、卢龙之众，实际上是燕地的权势。宋代金、元宅京于燕，俘虏了二帝，侵犯了半个中国，后来蒙古族统一中国，也在燕地定都。明初定都南京，后来燕王朱棣靖难之师起之北方，复宅金元故，始终沿用至清末地势的变迁，导致了政治的变更。此后运河淤塞，而燕京势力不衰，是因为积累的时间长了，取精用宏，与千年的镐洛相等，还因为海道缘故，易河运为海运，沿海一气相属，燕地仍是起到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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